中国报道讯(通讯员 马飞) 2019年7月2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指出,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是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的显著优势。
近年来,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国际合作专项引导和大力支持下,学界围绕中医药开放发展的相关研究日隆,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进一步加强中医药国际发展研究团队,整合力量为中医药走出去提供智力支持,8月16日,伊犁师范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研究中心、云南中医药大学中医文化推广基地、成都中医药大学印度传统医药研究所在伊犁联合举办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交流研讨会。13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负责人围绕中医外交、中医药在欧美的发展、中药欧盟注册、中非传统医药合作交流史等问题进行了深度探讨,给中医药国际化发展提供了诸多建议。
外交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秘书长张建认为,从驼铃声声的古丝绸之路,到现今繁荣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历史轮回中,新疆不仅从未缺位,伊犁也一直很重要,还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不断扩容“朋友圈”,谋求发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在大国关系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过程中,经贸合作非常重要,医药产业是重要的一部分。因此,要着力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努力实现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瑰宝,是5000多年文明的结晶,在全民健康中应该更好发挥作用。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传斌在题为《医疗卫生与近代中国外交研究(1835-1949)》中提到,目前学术界在研究近代中国的防疫、外籍医师管理等问题时,对医疗卫生与近代中国外交有所涉及。但是,目前这一领域尚有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如:近代中国人医权与卫生权意识的形成、中国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国际交往、中国政府对外人在华医疗卫生事业的管理、商品进出口与卫生交涉、中国人出入境与卫生交涉、涉外事件与地方卫生交涉。这些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目前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全面关注。
李传斌表示,他希望在广泛占有文献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梳理医疗卫生与近代中国外交发展演变的轨迹,通过系统的综合研究,解决所提出的各项重点问题,对医疗卫生与近代中国外交作出客观的历史评判。
成都中医药大学印度传统医药研究所所长王张对《中国和南亚的传统医学交流互鉴与展望》进行了研究分享。王张认为,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印两大经济体的贸易量在不断增加,东方文化价值逐渐受到重视,对传统医药的需求也比较旺盛。中印两个国家的药用资源可以互补,发展水平存在错位,也可互补。在挑战方面,一是西方文化和现代科学知识的干扰,中印两国都有强大的传统医学,所以可能存在一定的抵抗性和潜在的竞争;二是传统医学疗效的稳定性和人种差异也是个问题;三是中印历史遗留问题的负面影响。
如何解决这些难题?王张提到,一方面可以利用好国际多边交流机制和协调机制,同时加强传统医药管理部门的交流,如我国的传统医药是如何参与到卫生体系建设中的,如何参与减贫的;另一方面可以共同搭建符合传统医学特点的新药评审政策;第三,传统医药数据可以共享;第四,学术界要加强交流,增进了解,互相开展科技人文交流,可以进行技术转移,比如我们早就应用DNA条形码技术来鉴定中药材,我们直接可以对外输出到孟加拉国,或者说他们愿意翻译一批中印传统医学经典合作开展对比研究。
上海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磊在题为《中非传统医药合作交流史研究路径思考》的报告中提到,关于中非关系史研究现在是一个比较好的机遇,中非关系源远流长,且2019年4月份刚刚成立中国非洲研究院,可以研究的内容非常多。此外,中非传统医药合作交流史是中非关系史的一个专题,它的特点是争议小,影响大,亮点突出,特色鲜明,很具有研究价值。
“本世纪以来,中非关系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中非双方在传统医药合作领域达成很多共识,传统医药领域迎来发展契机。中非传统医药合作交流是作为中非关系史研究的一个微观领域,正在受到学者重视。中非传统医药合作交流也可以作为一个南南合作的一个支点,有助于提升传统中药在国际社会的认知程度。”王磊说。
改革开放40年来,在全球化浪潮推动和“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作为我国集卫生、经济、科技、文化和生态于一体的独特资源,中医药的国际化发展被提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与此同时,随着疾病谱和死因谱的转变,以生物医学模式主导的西方医学也经历了一场革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现代医学的内涵,拓展了现代医学的边界,也引起了西方医学界对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传统医学的重新思考和关注。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国际标准化研究所黄奕然对《我国在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标准化组织内开展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工作的协调机制研究》进行了研究分享。据黄奕然介绍,本课题基于我国在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两大国际组织中的现有工作基础,结合中医药、标准化、国际关系、传播学等理论,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以国际化视角探索WHO和ISO框架内的中医药标准体系建构策略,为中医药现代化补充新内涵,为中医药国际化发展提供新思路。
黄奕然表示,WHO和ISO分别作为国际上最大的政府间卫生组织和国际上最大、最权威的非政府标准化组织,先后关注和顺应了这一发展趋势,制定了传统医学发展战略、成立了传统医学相关机构、发布了一系列传统医学相关标准,也由此成为了中医药国际标准制定和发布的重要平台。我国已成为两大组织技术合作中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在传统医学领域的合作不断加速纵深,对中医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应该看到中医药国际化的多元价值。近年来,中医药国际化发展有了很多实质性的进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爱上了中医。这是基于中医药不仅能够给人类带来健康福祉,在科技、经济、环境、文化等领域都有独到的价值。”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研究中心宋欣阳说。中医药临床研究,最近几年高影响因子的国际论文越来越多,形成了医药研究的热点。像甘草、肉苁蓉等中药可以在有效改善荒漠化的同时,带来可观的经济价值,为全球的荒漠化治理提供了“药方”。中医药本身也是中国服务贸易的亮点,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四种形式都有体现,而且日渐成熟。中华传统文化元素在中医药学科中不胜枚举,有大量的留学生选择来华学习中医药专业,成为了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者。“但也正因为这种多元性,中医药国际化发展更加需要多学科的参与,伊犁师范大学今年获得的7项国家社科项目,很多都能与中医药国际化跨界合作”。
责任编辑:杨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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